當代社會中的都會社造

在地性的形成

社造三期裡,都會社造成為顯學,主要來自兩個原因,一是過往的社造多著墨於鄉村社區,占台灣約80%人口的都會地區的社造,反而較未參與。二是農委會的農村再生與文化部的社造在鄉村產生競合關係,讓文化部重新思索自身的政策定位(與市場)。

 

但這只是表層的原因,更深刻的因素,來自於社造如何回應當代台灣社會的狀態與需求。

 

這二十多年的社造,如果階段性劃分的話,社造初期可說是觀念的啟蒙與推廣期,社區與文化行政單位都在試圖理解社造的意涵與內容,在這時期,「地方性/認同」的這一重要觀念,透過各種地方展演活動與文史工作,在公/民之間尋求共識與推展,這一期間的重要轉變,在於文化的概念,從國家轉化為多元地方特色,文化行政的權力與資源,從中央釋放到到縣市與民間。

 

社造第二期的重心則大致在於橫向的廣召社區參與及縱向的操作深化,而縣市社造中心機制的建立,一方面確認了中央與地方的分工,一方面則在各地開展了多樣性的社區參與及操作特色,再輔以文化部的實驗或示範型計畫,由此號召了更多的有志之士加入,帶來百花齊放的社造浪潮,因而在台灣的民間社會形塑了一股無形卻龐大的進步性草根力量。

 

社造在1990年代台灣由威權進入民主轉型之際,適時的以草根民主與公民社會雙軸所建構起的社會實踐策略,有效且精準的鑲嵌於社會發展脈絡之中,並且在最基層的社區,啟發了居民幾十年來被國家機器所控制與剝奪的自主意識,開始反身關注在地生活的價值,鏈結人與歷史/土地的關係,這種由行動所建構出的集體認同感,驅動了社區不斷前行,也是社造能延續至今,並獲得社會普遍認同的關鍵因素。

 

困境之所在

但經過多年的操作,現在的社造,已經自成一個運作體系,延伸著原來的操作與方法,逐漸失去對社會變遷的持續觀察與分析,因而似乎與當代的社會需求逐漸脫鉤,社造也因而陷入疲態與瓶頸。這二十年來,台灣的社會持續快速變遷,但社造卻始終不易擴大視野,關注如教育改革、貧富差距、創新產業、世代差異、民主品質等許多公共議題,一項大多使用公共資源的社會工程,卻彰顯不出更宏觀的社會意義,一場強調社區主體性的民間運動,卻愈顯對政府資源的依賴。社造逐漸成為慣性,重複著週而復始的計畫申請、執行與核銷結案。也因此,在社會改造的想像下,社造必須更新原有的概念來因應目前的困境,並且以具體的行動方案來賦予它更基進的力量,將社造從日常生活的改造再度推進到社會改造之中。再次找回社會改造的熱情與價值。

 

而這正是「都會社造」愈發引起關注的脈絡由來,社造三期,也正是建立在對社造的回顧與反思所提出來的主張。

 

從在地性到社會性

都會社造的真正意涵不是「都會地區」的社造,而是「當代社會」的社造,是「我們如何決定我們的生活」的社造。也就是說,過往的社造,以建立在地主體為重要核心,在這二十多年所累積的基礎上,社造所強調的公民養成與對公共事務的關注,勢必得往更多元的公共議題前進,一則回應社造自身的瓶頸,另則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在當代既開放又流動的社會中,不論生態環境、文化經濟、生活空間、世代傳承、農村產業、文資保存、多元文化等種種公共議題,其所指涉的範疇既跨地域又跨社群,社造不能也無法只集中在鄉村社區,一個社造新的行動方案,清楚的指向城鄉共創與跨域連結,在這樣的思維下,過往較被忽略的都會地區社造,自然成為下一階段社造開展的重要目標,當城市市民也廣泛的參與了社造工作後,社造才能從前期的在地性往社會性推近,而公民社會的願景也才能再往前邁進一步。

 

差異性下的都會社造

於是從這意涵來看,都會社造中的「都會」界定,絕對不是以都市計畫區與非都市計畫區的那道界線來劃分,在城鄉邊際愈趨模糊的當代,差異比界線重要,是來自生活空間、人口結構、文化/歷史脈絡、政經結構、人際網絡等差異造成城鄉的不同,因此,都會社造的真正意涵不是「都會地區的社造」,是在因地制宜的操作下,「不同差異的社造」,也因差異,所以都會社造強調的可能是社群連結、都市更新、公共交通、街區改造、青年參與、公共空間、食安議題、文資保存、藝文創新、公廈社造、都市農園等,與鄉村社造同中有異、異中有同。因此,社造不是區分為都會社造與鄉村社造兩種,都是社造,只是操作策略與方法的差異。

 

所以,都會社造談的是當代社會中,如何養成更多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主體性的決定我們的生活內容,自主性的創造我們的生活價值。對於走過-二十多年的社造來說,都會社造的開展所標誌的,正是時代性所帶來的不斷挑戰。